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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9月末至10月初,韩国9家金融机构连续遭遇客户信息泄露事件,据称已有至少65,000条个人资料及信贷数据被窃取。韩国政府随即启动全天候网络安全紧急状态,总统下令展开全面调查。
根据CrowdStrike发布的报告,此次网络攻击的核心工具是一个名为ARTEX的开源AI渗透测试代理,该工具集成了DeepSeek、Claude Code、Grok等多款大模型,且很可能仅由一名人类黑客指挥便完成了这次大规模攻击。事件曝光后,ARTEX的中国开发者于10月8日宣布,因工具遭到滥用,该项目将从开源转为闭源,并对相关行为表示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这次危机并非普通的黑客事件,而是印证了近期网络安全领域对系统性脆弱性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——人工智能加速漏洞发现与潜在利用的速度和广度,已不再是仅存于报告中的假设。韩国银行系统被仅一名非顶级黑客入侵的事实,已成为这一趋势的现实写照。
这不仅是金融系统的全面溃败,更体现了攻防成本的彻底失衡。因此,无论是作为攻击工具的开发者,还是作为攻击目标的金融机构,都有理由从此次事件中汲取新的警示。
要理解这起事件的法律意义,必须先厘清它与传统网络攻击的本质差异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技术细节上,更决定了责任如何划分、防线如何重构的根本变量。
ARTEX被设计为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自主渗透系统,初衷是协助公司和机构进行网络安全测试与风险排查。它由中国网络安全工程师开发,于2026年7月首次在GitHub上线,并在8月的百度“agent+”攻防挑战赛中夺冠。
然而,它的能力不仅在比赛中得到认可,更在仅一个月后的韩国银行攻击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ARTEX与其他大模型协作,将整个攻击流程自动化并形成闭环:它并非仅是一次扫描或一段恶意代码,而是协调多个模型按成本、语言和任务分工合作,基于上一轮结果决定下一轮行动,大幅降低了操作者的技术门槛——他只需懂得将工具部署到可访问互联网的韩国银行门户,设定任务指向目标,然后等待即可。
CrowdStrike以“中等信心”评估,认为人为操作者未必是顶级黑客。但ARTEX将一名初级人员放大为一个多目标渗透团队,短短几天内达成了过去需要专业渗透团队数周才能完成的战果。
值得注意的是,银行最核心、防火墙最稳固的清算网络和账务数据库并未被直接攻破。已披露的受损资产全部集中在外围辅助系统,如中介查询、员工易懂办公支持系统、销售支持和外包人员库。
攻击者或工具本身,“理性”地选择了防护标准更低、行为检测空白但数据价值高的接口,利用人工智能不知疲倦的多轮试探将这些外围弱点彻底暴露。攻击手法本身仍是老旧的凭据填充,但AI带来的自适应能力——根据防御反馈调整速率、更换代理、归纳哪类门户返回有效记录——使这一老旧手法焕发出新的杀伤力。
因此,ARTEX事件所展现的并非最高技术手段,而是在充分理解整体系统“安全水平落差”后,做出的最高效、最经济的决策。
ARTEX原本并非黑客程序,而是一个面向授权渗透测试的开源智能体:它本身不生产大模型能力,而是接入外部对话模型,按使用者指令进行资产梳理、弱点扫描、利用代码编写和结果验证。设计初衷是帮助企业查找漏洞、进行红队演练。
问题恰恰在于——凡是能“自主规划、自主调用模型、自主对外网出手”的防御工具,反过来也最适合被未授权者拿去攻击目标。同一套架构无需改写,只需更换目标、调整提示词、关闭授权校验,就能从“安全助手”变为“入侵流水线”。ARTEX从7月开源的“合规研究项目”、8月赢得冠军,到9月成为“银行入侵工具”,这一“武器化”周期已被压缩到数周时间。
更值得法律人关注的,是事件后开发者的反应。
软件开发者“快速闭源加免责声明”的组合,在以往网络安全案件中并不常见。ARTEX作为开源智能体渗透工具本质上具有的“两用性”,以及韩国整个国家金融系统的巨大风险后果,使开发者陷入责任不确定的“恐慌”中,因此才以最极端的方式进行“切割”,将资源从公共领域彻底移除。
韩国金融监督院和金融安全院的事后处置,重点似乎指向银行自身。
虽然此次攻击范围在韩国前所未有,但并非所有银行和系统都遭受了同等损害。调查人员称,至少还有两家银行机构成功抵御了相同攻击,且未确认数据丢失。
与之相对,被成功入侵并窃取信息的银行,暴露了其在网络安全管理和技术上的瑕疵。新韩银行的“伤亡”最为惨重,攻击者窃取了约25,000名客户的姓名、电话号码、年收入数据及贷款限额,以及用于在线身份验证的66个国家ID号码和97个CI标识符,这一结果可能源于其贷款门户的身份验证存在一定问题。
韩国正在推进的《电子金融交易法》第二阶段改革,核心是强化CEO和董事会对网络安全的问责,将罚款制度写入法律。这意味着监管的逻辑是:即使攻击手段前所未见,基础设施运营者的基本防护义务并不因此减轻。受害者的合规瑕疵与攻击者的违法责任是两个独立问题,但在舆论和诉讼中常被混为一谈。
然而,对于ARTEX事件中大部分金融机构外围系统失守,是否应按“人工智能时代的合理技术措施”提高注意义务的门槛呢?
就在韩国银行事件发生的同一时期——2026年9月底——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(FTC)对Anthropic和OpenAI启动调查,焦点是它们的大模型是否被用于生成欺诈、误导和侵权内容。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,这些智能体是否被允许访问、侦查或攻破第三方网站和系统。FTC这场调查的起因也是智能体导致的HuggingFace泄露事件,它释放了一个信号:监管机构开始追问“模型能力被武器化时,厂商有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”。
这一逻辑如果延伸到ARTEX事件,就会变成:DeepSeek、GLM、Grok和Claude Code的应用程序接口被用于自主渗透,厂商是否知情、能否阻断、是否留存了会话日志以供执法。
更进一步,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法律地位转换的问题:模型应用程序接口被用于攻击时,厂商是中立的管道还是有能力合理拦截的主体?
CrowdStrike的报告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:调查人员识别的攻击基础设施中,美国占IP地址的65.7%,中国14.8%,香港10.9%,其余散布在其他国家和地区。攻击者使用了香港主控服务器、美国云主机、多国代理节点。工具本身是公开的,代码在GitHub上任何人都可以下载、修改、部署。IP地址分布在全球,意味着不能从“哪个国家的IP多”推断攻击者的国籍或国家背景。
据报道,金融安全研究所将识别出的外国攻击者IP地址分享给托管这些IP的云服务提供商,并要求这些运营商在基础设施层面拦截恶意流量。但具体这种监管措施是否有力、有效,仍有待验证。
这不是一次“某国黑客入侵某国银行”的传统叙事,而是一次“全球分布式基础设施发起、开源工具武装、多国模型赋能”的跨境攻击。国别归属在法律上的意义在这类事件中被严重削弱,跨境执法也充满了诸多不确定。
开源开发者的责任通常需要结合许可协议、权利限制、安全合规举措和信息披露程度综合认定。且原则上,免费开源与商业服务应当区别对待。
ARTEX在GitHub仓库中标注了严格的免责声明,禁止针对未授权系统使用。但意图和实际效果出现了巨大落差。法律实务中,单纯的“按现状”免责声明并不能自动免除所有责任。
但如果监管者要为开源软件的开发者设置这类责任边界,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和矛盾:是否应该像商业服务软件一样,让开源智能体也接受发布审查?严格管控安全类开源软件可能会伤害合法的红队测试,而完全放任就会出现“发布数周就成黑客软件”的局面。
这起事件给两类主体留下了不同的教训,但底层逻辑是相通的。
对金融机构:你的安全水平,取决于你最薄弱的那个接口。
AI智能体的攻击逻辑是效率驱动的——它不挑最有名的目标,只挑最容易攻破的入口。这意味着网络安全遵循的不是“平均强度”或“最高强度”,而是“水桶效应”——最低处即围墙高度:贷款中介门户、员工移动系统、外包人员库,只要有一个接口的认证或速率限制弱于核心部门和同行,你就可能成为攻击者的选择。
在一个AI可以同时试探上百个目标的时代,网络安全不仅仅要把所有入口当做核心门户来保护,而且还要跟隔壁银行做比较。你的护栏如果比同业低一寸,你就替整个行业挡了这一刀。
对模型大厂:能力可以开源,责任不行。
模型厂商提供的是一台能自主规划、调工具、换策略的机器。使用政策写在网站上,攻击者会当然无视。真正的合规底线不是“我们禁止非法使用”,而是“我们有没有在产品层面让非法使用变得足够困难”——目标白名单、授权校验、危险动作人工审批、全链路日志,缺少主动的防御技术和合规动作,免责声明就只是一行字。闭源可以切断未来,但切不断已经流出去的版本和已经产生的损害后果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Internet Law Review”,作者:张颖,36氪经授权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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